大家好，我是兰台。
今天，我想和大家聊聊为什么在安史之乱之后，唐朝始终未能彻底解决河朔地区的割据问题。
其实，关东（泛指函谷关以东地区）和关中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，早在汉朝时期便已显现。比如东汉末年，王允策划除掉董卓，但最终却被郭汜、贾诩等人反转局势，其中一个关键原因就是王允过于依赖关东人士，忽视了“关西人”的利益，最终激起了关西人的强烈反弹。
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，这种矛盾更是被推向极致。北周的宇文泰与北齐的高欢之间的对立，不仅加剧了关中与关东的分裂，还使双方的敌意积累到了难以调和的地步。
进入隋唐时期，关东与关西的矛盾并未因中央王朝的统一而减轻。反而因为刘黑闼造反事件，唐朝中央对河北地区更加警惕，甚至带有戒备心理。
展开剩余88%正是由于唐朝对河北地区的忌惮，朝廷采取了刻意“苦役河北”的政策，这种带有明显惩罚性质的措施导致河北民众频频反抗唐朝统治。尽管河北幽州边境面对强大的军事压力，唐朝却依然不愿意在河北重兵驻守，反而更倾向于重用归附的少数民族部落军队。
而唐朝对河北地区少数民族部落的依赖，也正是安禄山崛起的根本原因。
接下来，兰台简要为大家分析，为什么唐朝时期河北民众普遍支持安禄山的原因。
唐朝对河北的猜忌，早在唐太宗李世民时期就已经开始。
贞观十年，面对边境冲突日益激烈，李世民决定在今日河南、山西、甘肃、宁夏一带增加府兵数量，也就是增设折冲府。
然而，出于对河北的戒备，李世民明确下令，河北地区不得增加折冲府数量，依然维持北周、隋朝时期的旧制。
《唐会要·兵制》记载：“关内置府二百六十一，积兵士二十六万，举关中之众以临四方。又置折冲府二百八十，通计旧府六百三十三。河东道府额亚于关中。河北之地，人多壮勇，故不置府。”
这一点在现代史学界早已明晰。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直言，李世民之所以回避河北，是因为忌惮河北人的武勇：“河北之人以豪强著称，实为关陇集团之李唐皇室所最忌惮。故太宗虽增置兵府，而不于河北之地设置折冲府者，即因于此。”（《论唐代的蕃将与府兵》）
李世民本人也曾公开表达过关中人与关东人之间的巨大差异，言外之意是关中人才是“自己人”，而关东地区的百姓则被视为“新征服的、居心叵测的民众”：
殿中侍御史义丰张行成跪奏：“天子以四海为家，不当有东西之异；恐示人以隘。”李世民赞赏此言，厚赐赏赐。（《资治通鉴·唐纪》）
如果只是简单不在河北增设折冲府，河北百姓也许不会有太大反应。
问题在于，唐太宗征讨高句丽后，多次在河北以北地区用兵，由于河北折冲府严重不足，部队多由淮南等地调动而来，而河北则被视作“大后方”，承担了几乎所有的后勤保障任务。
《旧唐书·列传》载：“（贞观）十九年，命刑部尚书张亮为平壤道行军大总管，领将军常何等率江、淮、岭、硖劲卒四万，战船五百艘，自莱州泛海趋平壤。”
这导致河北官员以“军需”为名，肆意盘剥民众，造成河北从北齐时代的富庶地区迅速沦为“愁苦之地”。
《旧唐书·狄仁杰传》中有描述：“近缘军机，调发伤重，家道悉破，或至逃亡，剔屋卖田，人不为售，内顾生计，四壁皆空。重以官典侵渔，因事而起，取其髓脑，曾无心媿。修筑池城，缮造兵甲，州县役使，十倍军机。官司不矜，期之必取，枷杖之下，痛切肌肤。事迫情危，不循礼义，愁苦之地，不乐其生。”
尽管这封奏折写于武则天称帝之后，但类似情况早在唐太宗末年就已存在。
狄仁杰还提到，正因唐朝对河北采取惩罚性政策，山东和河北一带形成了大规模盗贼团伙：
“今以负罪之伍，必不在家，露宿草行，潜窜山泽。赦之则出，不赦则狂，山东群盗，缘兹聚结。”（《旧唐书·狄仁杰传》）
那么，为什么狄仁杰要向武则天上奏反映河北实际状况？
关键在于，当时河北竟有十几万民众主动成为入寇契丹部落的“带路党”，负责前线的唐军武将准备对这些“从贼”民众进行屠杀。
这一事件发生在公元697年，契丹营州部落首领李尽忠和孙万荣（都是赐汉名），因不满武周时期营州都督赵文翙的虐待，杀死赵文翙，率军攻入河北。
李尽忠、孙万荣未曾料到，这一举动竟引发河北数十万民众的自发响应，使得他们的兵力迅速从几千人暴增至数万人：
《旧唐书》记载：“尽灭（李尽忠别称）自称无上可汗，以万斩（孙万荣别称）为大将，前锋略地，所向皆下，旬日兵至数万，进逼檀州。”
这里的“旬日兵至数万”说明有大量河北民众和盗贼主动投奔这两位部落首领。史料称李尽忠和孙万荣为“李尽灭、孙万斩”，正是因为他们造反消息传至洛阳，武则天特意赐改名字以示惩戒。
严格来说，这场“入侵”本质上是安史之乱的前奏，更像是河北边军官兵的叛乱，而非简单的少数民族部落攻击。
据《旧唐书·契丹传》，契丹另有部酋帅孙敖曹，隋代曾任金紫光禄大夫。武德四年，与靺鞨酋长突地稽俱遣使内附，诏令在营州城安置，授云麾将军，行辽州总管。孙万荣作为其曾孙，曾任右玉铃卫将军、归诚州刺史，封永乐县公。后来孙万荣与妹夫李尽忠因遭赵翙欺压，联合起兵造反。
换言之，唐高祖时期已将归附契丹部落安置营州，作为边防军，孙万荣和李尽忠实为唐朝边军军官。
这场“入侵”给武周政权带来极大损失，唐将王孝杰战死，幸赖李尽忠病死和突厥援助，武周花费13个月才剿灭叛乱。
剿灭后，武周开始清算，河内王武懿宗上奏武则天，请求将参与叛乱的十几万“从贼”河北民众全部斩杀：
“庚午，武攸宜自幽州凯旋。武懿宗奏河北百姓从贼者请尽族之。”（《资治通鉴·唐纪》）
从公正角度看，唐朝的惩罚政策确实使河北百姓倾向支持李尽忠与孙万荣，因此武懿宗的极端建议并非无理。
“燕南诸城，十仅存一，河朔之地，人持两端。”（《张燕公集》）
狄仁杰的奏折显示，河北百姓支持契丹并非单纯被强迫，也有愿意从众的，还有受招慰的，更有本土民众：
“以为契丹作梗，始明人之逆顺，或因迫胁，或有愿从，或受伪官，或为招慰，或兼外贼，或是土人，迹虽不同，心则无别。诚以山东雄猛，由来重气，一顾之势，至死不回。”（《旧唐书·狄仁杰传》）
但一次性屠杀十几万民众实在惊人，而且河北民众“带路党”的行为，主要源于唐朝长年的歧视和苛待，因此武懿宗的提议遭到强烈反对。
左拾遗王求礼写奏折反对：“此属素无武备，力不胜贼，苟从之以求生，岂有叛国之心！懿宗拥强兵数十万，望风退走，贼徒滋蔓，又欲移罪于草野诖误之人，为臣不忠，请先斩懿宗以谢河北！”（《资治通鉴·唐纪》）
狄仁杰也请求武则天宽恕河北民众：“伏愿曲赦河北诸州，一无所问。自然人神道畅，率土欢心，诸军凯旋，得无侵扰。”（《旧唐书·狄仁杰传》）
最终，武则天采纳建议，赦免了河北“带路党”百姓。
但此后，唐朝在河北愈发依赖归附的少数民族部落武装，甚至将他们视作抵御北方契丹、奚等游牧民族的主力。
荣新江等学者研究发现，唐朝前在幽州柳城就有粟特族部落，唐政府未曾解散，而是成建制保留，安禄山正是在这些部落中成长起来的。他们进一步指出，安史战将多出自幽州粟特族，构成军团主要力量。（《华夷之用：试探安禄山政权的“地域性”与“民族性”》）
由于河北边军工作语言常为粟特语和契丹语，能通晓汉语及这些少数民族语言的安禄山得以崛起。毕竟，从长安派驻河北的高级军官少有能通粟特语和契丹语的，须依赖安禄山此类将领与士兵有效沟通。
总结来看，严格说来，“安史之乱”并非少数民族将领的单纯叛乱，而是生活于河北的这些少数民族将领带领河北民众，反抗多年歧视和苛政的以李唐皇室为核心的关陇贵族：
“十一月九日，禄山起兵反，以同罗、契丹、室韦曳落河，兼范阳、平卢、河东、幽、蓟之众，号为父子军，马步相兼十万，鼓行而西，以诛杨国忠为名。”（《资治通鉴·唐纪》）
安禄山对李唐皇室及关陇贵族的暴虐行为，更多是河北民众普遍的复仇心态，而非仅仅个人恩怨：
“禄山命搜捕百官、宦者、宫女等，每获数百人，辄以兵卫送洛阳。王、侯、将、相扈从车驾、家留长安者，诛及婴孩。”（《资治通鉴·唐纪》）
这段史料描述的是安禄山军队攻入长安后，几乎屠灭所有留守长安的贵族家属，连婴幼儿也未放过。
有人或许质疑这只是安禄山个人暴虐行为，难代表河北民众意愿。
但看安禄山称帝后对范阳（今北京）的治理及唐肃宗朝的评价则可见一斑。
安禄山称帝后将范阳立为“东都”，免除范阳民众赋税，多次在战败时准备回归故乡，体现他对河北的深厚经营自信：
“其余文武悉备署之。以范阳为东都，复其百姓终身，署其城东隅私第为潜龙宫。”（《资治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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